Zihua Tang, Xi Chen, Ningning Dong, Wenyan Cheng, Yiwen Ren, Dongsheng Zhao
家猪是中国本地驯化的重要家畜之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受制于形态学和死亡年龄等传统动物考古指标的局限，猪究竟是被狩猎的野生动物，还是已受到人类持续管理的家畜，仍缺乏直接证据。本文通过高分辨率序列锶同位素比值，从动物活动范围和人类空间控制的角度，探讨长江下游地区家猪驯化的早期管理。本研究选取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猪牙釉质，开展高分辨率锶同位素比值序列分析，以精确追踪猪类个体在牙齿形成期的活动范围及其变化。结果显示，马家浜文化时期猪的锶同位素比值与同时期的野生梅花鹿高度接近，且显著高于遗址周边环境背景，表明此阶段的猪很可能来源于江南丘陵地区，活动范围较大，更接近狩猎获取的野生动物。到崧泽文化时期，猪的锶同位素比值显著降低，并与同期人类个体相当，同时伴随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等生理压力信号，指示猪的活动范围已被限制在遗址及其周边区域，人类对其生存空间的管理明显增强。上述变化表明，长江下游地区家猪驯化并非快速完成的事件，而是经历了从狩猎获取向低强度、粗放型地理控制逐步转变的过程。锶同位素比值分析通过揭示动物活动范围的变化，在识别驯化过程中人类控制程度的增强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理解东亚地区家猪驯化路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